去产能不仅要从总量上“去”，更要把着力点放在解决结构性问题上。调优供给结构，需要实现“三个替代”：一是进口替代。我国制造业有200多个品种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仍有大量产品需要进口。只有解决结构性问题，才能实现用国产产品替代进口产品。二是标准替代。2015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次和消费居世界之首，人均消费过万元。境外购物造成了巨大消费外溢。消费外溢的主要原因是国内产品标准低，难以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三是材料替代。新型原材料是我国制造业的一个软肋。拿钢铁材料来说，尽管我国钢铁产能过剩，但以高性能、长寿命为特点的新型钢铁材料非常紧缺。因而，应努力提高技术水平，淘汰生产低端原材料的过剩产能，大力发展高性能新型原材料生产。

　　去产能刻不容缓，但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统筹兼顾，注意处理好五个关系：一是“保”与“压”的关系。既要压过剩产能，又要保我国具有优势的产业和产能;既要压落后产能，又要避免造成产业空心化。二是总量与结构的关系。坚持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统筹推进各地区去产能工作，在一些过剩产能严重省份和工作基础较好地区率先取得突破。三是自律与他律的关系。通过市场价格手段和产业政策引导，促使企业主动淘汰落后产能。政府和行业协会则发挥他律作用，运用生态环境标准、产品质量标准等手段促进优胜劣汰。四是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坚持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发力，努力推动重点行业的供需结构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更好满足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五是国内化解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既注重国内化解，也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去产能需要创新思路，坚持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妥善处理各种棘手问题。政府管理部门要有为、善为，把去产能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契机，把我国通过持续投资积累的巨大产能转化为参与国际竞争和实现发展转型的优势。一是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制订结构调整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二是下决心提高我国制造业产业集中度，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三是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推动制造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四是在对外开放中拓展国际产能合作空间，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五是妥善解决去产能过程中出现的职工安置、呆坏账等问题，用法律手段制约地方保护主义对过剩产能的庇护。六是注重调动行业协会、媒体、智库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全社会对去产能形成正确认识，避免在去产能过程中出现新旧矛盾叠加现象。